宗泽，原名张庆祥，1916年6月出生于昌邑市围子街道义气镇村一个中农家庭。十几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拉扯着他兄弟二人艰难度日。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昌邑私立育秀中学读书。在这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

当时，育秀中学是昌邑早期同盟会员于恩波创办的私立学校，是昌邑的最高学府，也是国民党昌邑县党部所在地。1934年秋，按照党组织安排，莱芜籍共产党员王卓云受聘到育秀中学任军事教练。他以此为掩护，在学生中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培养学生骨干。1935年春节后，诸城籍共产党员王翔千也奉命来到育秀中学任教。从此，这里成为是新思想、新思潮动荡迭起和国共两党时常交锋的地方。王翔千与王卓云并肩战斗，一边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边发动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并很快发展张玉岱、董洪祥、董振才等一批共产党员。宗泽在目睹国共两党的交锋中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36年夏，宗泽回到家乡小学任教，利用上课的机会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7月，由时任中共昌邑县委书记董洪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共胶东特委（12月，改为中共胶东区委）成立了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秘密领导招远、黄县、掖县、蓬莱、栖霞、福山、文登、莱阳等地的群众采金。

1939年2月27日，日军侵占招远城，疯狂叫嚣：“宁失招远城，勿失小巧矿。”随即攻占了玲珑金矿。不久，又占据了招远东北方向的金钱沟、虎头沟等金矿。日寇占领玲珑金矿后，成立了“北支那开发公司”，开始了对黄金资源的疯狂掠夺。在张狂的挖掘进程中，日军想方设法地强化金矿邻近的所谓“治安”，对制品金悉数实施管制，对私卖黄金者一概没收，对接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

在这严酷的形势下，中共昌邑县委介绍宗泽到胶东工作。1939年9月，他辗转来到坐落在掖县的胶东区委党校学习，后任事务处主任、党小组长。当年，他把弟弟张林一也送到了胶东抗大支校学习（后回到昌邑任县委宣传部干事。1947年在一次战斗中，他爬上屋顶向国民党兵喊话，不幸被击中，从房顶上掉了下来而摔断腰椎，后转胶东治疗。1950年在胶东医院去世）。

此时，国民党政府唯恐我军壮大，不时克扣甚至停发军饷，并实行经济封锁、阻断外援，致使我党政军经费愈加困难。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曾要求中央派财经干部到胶东工作。中央初拟李富春、邱会作和邓洁到山东筹款。毛泽东说：“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即黄金)比较好。”其时，东北、华北的黄金矿区皆被日本占据，山东是抗日前线和根据地，黄金主产地集中在胶东和鲁中，而招远则占据其中的绝大部分。中共山东分局受命后，立即想方设法在胶东等地密筹。筹金送延安，不仅成为一项急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1939年冬，中共胶东区委书记王文交给胶东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一项任务：到招远筹集黄金。要求其“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随后，苏继光来到蚕庄金矿，以保护矿商为名，成立了8个护矿队，并用5万元矿租为租金，在蚕庄自办隆兴金矿大规模产金。

1940年3月，宗泽受命任苏继光的秘书。随后，协助苏继光组建了蚕庄金矿矿区工会，组织发动秘密采金。8月，宗泽任蚕庄金矿矿区负责人。他一边在职工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一边组织群众性采金活动，矿工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同时，跟随苏继光等秘密潜入日军操控的玲珑等金矿，发动抗日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反掠夺斗争，通过伏击敌人运金车队、武装夺取黄金等方式智取黄金，既筹集了大量的黄金，又阻滞了日寇的掠夺。

1941年7月，宗泽任蚕庄金矿矿区工会会长、党支部委员，组织领导党员群众继续虎口夺金，为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筹集了大量黄金。

1942年3月，在昌潍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宗泽被派往潍北县工作。潍北县是“渤海走廊”红色交通线的西大门。当时，滨海通道已经被截断，“渤海走廊”成为胶东与清河、鲁中乃至延安联系的唯一通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宗泽夜以继日的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先后秘密成立了工会、农会等，并任潍北县各救会会长，为保卫“渤海走廊”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12月，宗泽被派往潍县、济南铁路开展地下工作。直到1948年1月转渤海区党委城工部工作。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见大势已去，对工厂、机械设备大肆破坏。宗泽受指派先后到济南铁路大厂、济南铁路分局和第五、第六工程局工作，带领干部职工抓自卫、抓复工，度过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困难时期。1958年起先后在唐山铁道学院、西北铁路工程局、第一工程局工会工作；1973年调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作，历任革委会副主任、政治部副主任、纪委书记等职。1982年12月离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副省级医疗待遇。

宗泽一生生活俭朴，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对吃、穿、用从来不讲究，家里的窗帘还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房子拆下来的，床单被褥都补着一个个补丁。每次用完的药品说明书、盒子从不舍得扔，剪开用反面来做读书笔记和记事。他严以律己，从来不搞特殊。在乌鲁木齐铁路局任职时，几位老乡找到他，想到铁路部门工作。当时，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是一句话就解决了，但他一一回绝了。他还时常教育子女，不要占公家的一点便宜，自己的公车从来不允许家人、朋友办私事用。离休后，每次让子女代为买药时，总是将药名写在纸上，写几行字就裁多大的纸片，多加一个字也加不上。1998年松花江、嫩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相继发生洪涝灾害，他一次就向灾区捐款1万元；此后新疆南疆发生地震、四川汶川大地震，他又一次捐款近两万元，并交纳特殊党费1千元。

宗泽坚持原则，保守秘密，对过去的工作特别是在胶东时的工作从来一字不提。家人知道他曾经在金矿工作，还是缘于他立下的一个“规矩”：就是绝不允许家人与黄金沾一点边。多年来，家里人戴的、家里用的，没有一点沾金的东西。宗泽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给母亲戴上一副金耳环。母亲姓林，出身于大户人家。结婚时，娘家曾经陪嫁了一对银耳环，她一直渴望有一对金耳环。宗泽自小跟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对母亲可谓百依百顺。母亲病倒后，又一次对宗泽说，听老辈人说，人死后金耳环是两盏灯，可以照亮阴间的路。宗泽心里何曾不想满足老人最后的愿望，可自己立下的规矩不能改啊。1975年，母亲去世，就带着那对当年娘家陪嫁的已经磨得细细的银耳环走了。

2012年8月21日，宗泽因病去世。临终时，他留下遗嘱，不给组织添麻烦，不搞丧葬仪式、不送花圈、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在他曾经工作过的胶东、潍坊、济南、乌鲁木齐和家乡的潍河边……

（昌邑市委组织部张葆海 电话15662557687）